清教徒的礼物,亦是你我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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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11
刘向华
清教徒(Puritan),是指要求清除英国国教中天主教残余的改革派。其字词于16世纪60年代开始使用,源于拉丁文 的Purus,意为清洁。清教徒是最为虔敬、生活最为圣洁的新教徒,认为人人可以直接与上帝交流,反对神甫集团的专制与形式主义。主张简单、实在、平等的信徒生活。
清教徒不仅仅是一种派别,一种价值观,它是对信徒群体信仰的一种统称。清教徒是创业精神的代言人,他们认为人开创产业必须要禁欲和俭省节约。他们限制一切纵欲、享乐甚至消费行为,将消费性投入和支出全部用在生产性投资和扩大再生产上。
——摘录自百度百科
读后感
这是一本反思美国管理文化演变过程的大作,切入点却是美国早期移民中的清教情结。这些情结源于早期民族纪律和精神特质,几百年来融入在美国管理文化中,作者为美国清教徒总结了五个特征:
宗教级信念建造人间天国,以身立命
工匠精神亲近机械、乐在一线亲力亲为
集体主义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重视组织能力善于“自下而上”管理
重视技术认为技术和产品进步高于资本运作等财务工程
秉承这些特点,让美国迎来了1920-1979年的管理黄金时代,带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赢得了二战迄今的全球经济领导地位。
遗忘这些特点,让美国遭遇了1971-1995年数次金融危机与实业空心化危机。
正如推荐序所言,“作者捕捉到了美国最华丽、最慷慨的一面,也捕捉到了美国最龌蹉、最无望的一面”。它从企业的管理文化角度,告诉我们建设一个经济强国需要什么,以及这些东西是多么容易从我们手中溜走。
另外,这本书可能多少会让我们理解,为何川普能当选总统。
书中比较认可的:
清教徒的五个特征对时下企业管理确实有警醒意义:信仰、工匠精神、集体主义、组织能力和技术文化。
全文都在谈回归价值——技术、产品,抨击企业战略过度依赖资本运作等“财务工程”的做法。有别于如今国内上市公司 “一切为了股价”,创业公司 “一切为了融资”、传统公司 “一切为了上市”的重资本倾向。
书中提倡学习清教徒严于自律,融于团队,慎于享乐的个人价值观,有别于时下“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之观点。
作者对泰勒“科学管理”理论做了深刻尖锐批判。批判“专家”崇拜,或顾问崇拜,我理解就是对过度科学管理的批判。
作者呼唤重用拥有一线业务经验的全才型管理者,慎用纯管理者。
文风犀利,批评了杰克.韦尔奇、郭士纳、卡莉等名人企业家,连带格林斯潘、弗里德曼、哈默等经济学家也挨批了,推崇了戴明、德鲁克、吉文等人。
全文有大量历史典故,可读性很强,适合通读。
本书可能的局限性:
作者容易给人贴“标签”,以出身或职业经历定位人,有点偏极端。
作者所研究的对象,基本上是行业龙头或标杆型企业,应该说只对大型企业或成熟体企业会有警醒作用。
如上,文中观点是否适合中小型企业、创业公司,我们需要客观思考。
拆书
本书内容分三部分:
一、美国管理文化的清教渊源。主要回顾了清教徒移民在18-19世纪美国建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许多小典故,但较零碎);
二、美国工业强国的崛起。主要回顾了美国建国前到二战后1995年期间的工业强国之路,围绕这清教徒五个特点进行阐述(同样许多典故,但脉络清晰)。
三、“专家”崇拜对企业的恶劣影响。主要回顾了1971-1995蝗灾年代美国工业被中日赶超走入低谷,开始价值观回归。这部分占据了全书50%篇幅,对“专家”崇拜、商学院变质等问题进行了尖锐批评,文末也提及了美国企业界自我纠偏的一丝曙光。(批判部分写得有些毁三观,印象深刻)。
英文书2007年出版,当年《金融时报》将该书评为十大年度商业读物。中文第一版是2013年,第二版是2016年8月。罗振宇16年也推荐过该书。
笔记
培根“粗浅地理解哲学,就会信奉无神主义;深入地理解哲学,则会皈依宗教”(与冯友兰对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定义不一样,冯友兰认为两者功用都一样,区别是宗教必须有人物化的“神”)
谷歌“不作恶”文化背后的价值观,符合嬉皮士“花之权力”相符,“花之权力”是嬉皮士的口号,意思是:权力归花儿、爱情与和平。
优秀组织一定分层级,但分层级的组织不一定是优秀组织。
清教徒特征“宗教教义、动手能力、集体观念和组织能力”之间的联系似乎源自人民的一个信念:物质世界是邪恶的,精神世界是美好的。因此清教主义本质上具有剥削性。(作者其实有客观批判性,也不是一味吹捧清教主义)
马瑟说:宗教带来繁荣,而繁荣摧毁宗教。意思是:人们依靠宗教找到自律并勤劳节俭创造财富,但是富裕起来就会背弃这些美德。(吾国时下)
清教徒奉上帝旨意去新英格兰建造人间天国。作为商人,他们还必须让投资有回报。这两个目标并不冲突。(美式清教徒是实用理想主义者)
传统欧洲的决策模式可以称作“分层决策”,决策人群和执行人群分开,采用这个模式决策往往很快,但执行可能出奇的慢、频繁出错。美国早期管理是“集成模式”。决策者本身也是执行者,采用这种模式,决策往往慢得令人痛苦,不过执行反而很快。“集成模式”强调责任到人,是美国企业乃至整个美国社会从1630年到20世纪60年代成功的秘诀。(作者在强调自下而上的管理模式)
震教徒(Quaker,早期清教的激进分支)坚信基督复临即将到来,因此繁殖没有意义,性交应该禁止。(有疑义,现代地球人都知道性交不止用于繁殖呀~)
如果说英国清教是新兴美国管理文化之父,那么法国技术就是新兴美国管理之母。17世纪的英国赋予了传统美国四个清教特点,18世纪的法国又赋予美国第五个特点:重视技术,尊重技术专家。……美国受法国影响最强烈的三个领域是:政治意识形态、军事和技术。(这句话出现在P047)
传统清教观念加上法国技术的影响,打开了美国制造业的形成之路。
20世纪中叶的典型龙头企业管理采用“自下而上”的模式,意思是决策权能下放到哪一级就尽可能下放到哪一级。(下放到最靠近客户的那个层级,类似任正非所说的,让听得见炮火的人来呼唤炮火)
英国ICI(帝国化学工业公司)曾经辉煌,但20世纪80年代对技术不感兴趣的“营销人”接管了ICI后,ICI就迷失了方向;20世纪90年代,对技术毫无兴趣的“财务人”掌权导致了ICI的解散。
19世纪中叶铁路公司管理落后,抱怨旅客太难伺候不如运送货物划算,曾说过这样的话:“旅客之于铁路,就像乳头之于公牛,只是累赘而已”。(神比喻~~)
当时大部分龙头企业,最高职责由两个全职经理人共同担任,一个是董事长一个是总裁。惠普创始人Packard和Hewlett是最著名的例子,Parkard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Hewlett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前者做了董事长兼总裁,后者做了总裁后就再没升职。(嗯嗯,呵呵,咕咕)
1941年日本突袭珍珠港时,美国没有什么能够抗衡日本的零式战斗机,然而仅仅过了两年,美国就生产出了飞行速度和战斗能力都超过零式的战斗机。法国评论家米歇尔描述:美国企业的优势并不在与资源,而在于能迅速组建高效组织,能从世界各地招揽人才。(组织能力与开放生态)
如果有个习语能最好地表达20世纪中叶美国公司管理的精髓,那就是“自下而上”。首次使用这个习语的出版物似乎就是德鲁克推荐的吉文的《自下而上管理》。
实施自下而上的管理,就要在十分正式的组织上面强加一个高度非正式的组织,并让两者无缝连接。(这句话不好理解,建议看P131页,有举例)
帮助日本战后在通讯制造行业崛起的三贤士萨诺松、普罗兹曼和波尔金霍恩,并没有把在应麦克阿瑟邀请去日本的逗留看做一次长期休假,而是把很多精力投入在工作中,不是为了挣钱,也不是为了回国后获奖。而是为了一个无私的愿望——创建更好的日本。他们想行善。感受到这种动机后,他们的日本学生报之以很高的热情。
数据是很好的仆人、很坏的主人。(P164,第三篇封页)
新泰勒主义导致会计师被神化,信奉科学管理,自然就喜欢量化数字。那什么数字能定量用来研究组织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吗?答案是:会计。但是,会计视角几乎不考虑那些成败至关重要的定性因素:员工的知识、经验、士气、诚信和敬业程度。
逃出原本“参谋”部门的并非只有会计师,销售员也给自己弄了个更体面的头衔“市场营销员”。一旦他们掌权,组织就会诞生一个新的扭曲的视角——品牌。“品牌忠诚学”是一门伪科学——把品牌当作资产,而且认为品牌作为资产的价值独立于品牌背后的产品。“一家企业的成败并不取决于它的名字(或品牌),而是取决于它的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品牌的价值来自产品的质量和价格。
1970年后的CEO则大都全权负责公司运营,他们比如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IBM的郭士纳、惠普的卡莉.菲奥莉娜等。他们在所在企业做的,并非是促进生产力,而是把财务数字看成比生产优质产品或提供优质服务更重的工作。(一部分是事实,作者暗讽这些大拿并没有促进生产力发展,而是醉心于资本分拆整合,满足华尔街股东)
过度科学管理在通用电气发展到顶峰,形式就是六西格玛。六西格玛源自3西格玛,但完全是另一回事。3西格玛针对工场生产加工活动,而六西格玛针对人类所有活动,宣扬了新泰勒主义的那条原理“不能测量的就不能管理”,这是个荒谬的观点。(这个也是有点极端,建议参考P190页的更多例子,但有些启发,并非所有所有不能度量的东西都不能管理)
罗斯把公司卖给通用汽车后加入通用汽车董事会,遭遇了“专家”崇拜的全盛时期,灰心丧气地辞职了。如他所言:“我原来的那个公司,人们看到蛇,就把蛇弄死。但是在通用汽车,人们看到蛇后,首先组织一个屠蛇委员会,然后聘请一个非常了解蛇的顾问,再然后讨论研究一年”……(这个栗子真形象)
在日本人看来,持续改进的关键成功因素是:去现场、用实物、查实情。(这是辅助解释清教徒第二个特征,务实的工匠技师精神)
“商学院的繁荣靠的是这么一个理念:管理存在一套理论,一旦掌握了这套理论,就能在商界获得成功。”这一理念存在两处错误:第一,管理既非艺术也非科学,而是一门技艺(意思是企业经营更多依赖实践);第二没人能有效指挥自己并不熟悉的商业活动。(意思也是企业经营是门实践,有经验门槛)。
不论什么地方学管理,都会遇到迈克尔.波特的战略理论(竞争五力模型)。这个理论主张为了盈利必须积极竞争,不仅与竞争对手竞争,而且与员工、客户、供应商和规管部门竞争。沙戈尔认为这些理论荼毒了商学院毕业生。(我当初读EMBA时,确实老师也把波特的竞争战略讲过,但教授较少提过其弊端,现在回想,学任何东西都应该持辩证角度)
波士顿矩阵(Boston Matrix)最早是作为一种金融分析工具(简单说就是炒股用的),后来被商学院用来做企业经营战略分析,味道就变了。波士顿矩阵把公司变成了可以买卖、变现的商品,而不是像传统管理者那样用来爱护和照顾。(我竟无言以对……)
那个时代,公司经营者基本上都是精通业务的实践者,他们大部分人终身都在一个行业甚至一个公司工作。他们非常尊重技术,他们是“公司人”。(强调区别于“营销人”、“财务人”和来自商学院的“管理人”)
20世纪60年代,强大的铁路巨头宾铁沦为“财务工程”牺牲品。他们的决策层对经营铁路不感兴趣,只是利用宾铁的信誉进行融资,然后进行多元化,尤其是把钱投在房地产投机,最终破产。
对于培养管理人才来说,企业大学比商学院更便宜、更有效。(嗯,想起了崔牛会里有几家做企业大学SaaS的合作伙伴:魔学院、英盛网等,应该蛮有前途)
过度科学管理还影响了一批美国军方将领的战争管理思维,越战时期美国军方用“尸体数”来汇报战果。“我方的”尸体数是投入,“敌方的”尸体数是产出。正是这个尸体数理论导致了骇人听闻的越难“美莱大屠杀”事件。美莱是越南南方一村庄,1968年3月16日,美军在该村杀死了128个农民。(具体还有更吐血的原因,详见P239页)
“专家”崇拜还一度影响了美国教育行业,那时教授的评价指标有:出版了多少本书,在专业期刊发表了多少篇文章……哪怕出版的书、发表的文章没有一个人看。(跟吾国当下貌似挺像的……)
纽约市近三分之一的公立学校老师,不送自己的孩子去学校读书,而是自己在家教。(作者想说明被过度科学管理的美国教育界,失去了教育的本质,教师们用脚投票了)
人类最有用的进步大都源自连续性而不是非连续性的思维。(P295,意思是持续改进的继承式创新,比指望风口搞破坏式创新要靠谱)
自清教徒移民1630年登陆美洲以来,世界共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如果第一次主要是在英国,第二次主要在美国,那么第三次最好叫中日工业革命,因为它起源于日本、兴盛于中国。
结束语
尽管身边一些朋友对清教徒以及美国清教徒的历史存有不同看法。但对许多人而言,叫不叫“清教徒”不重要,重要的是书中观点和内容,是否对我们有益。所以,抛开宗教立场:
清教徒的礼物,亦是你我的礼物。
文/刘向华
2017-1-9 上海 阴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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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刘向华
本文来源:牛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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