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1日，国内外最惹人注目的两则创始人黯然离场的新闻被主流媒体先后报道：

深圳：经历过野蛮人和庄家惊险曲折的抢亲历程之后，上市公司万科的创始人王石最终谢幕，退出了这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会；

硅谷：面对各种斩不断理还乱的困扰，独角兽先锋Uber的CEO卡兰尼克被投资人逼宫，最终无奈接受被“辞职”。

如果说王石离场因为手中没有股权筹码，从法律上讲完全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卡兰尼克向投资人股东缴械投降让出CEO宝座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故事了。VC狂欢节之后冷静下来的投资人似乎不再甘愿坐在汽车后座当拉拉队，公司困境之中即便不会夺走汽车的方向盘，也可能坐到副驾驶的位置，甚至将创始人从驾驶座上轰下去，就在卡兰尼克被迫卸任之前一刻，这样的结局仍然超出大部分人的想象。

也许，该事件暗示了一种隐形的趋势，如果把公司创始人和投资人在控制权上的对抗比作拔河比赛，比赛状况已经从前几年创始人明显优势的局面开始逐渐向投资人方向偏移。

卡兰尼克如何开着Uber冲出赛道？

对于估值大约700亿美元的共享经济鼻祖Uber来说，2017年上半年碰上了晦气，负面的头条似乎连续不断。

2017年1月：几十万用户参与了#删除Uber的运动，卡兰尼克在出租车司机抗议特朗普移民政策压力下退出特朗普经济顾问委员会；

2017年2月：从Uber离职的女工程师在一篇博文中披露了公司存在的性骚扰和性别歧视问题，随后纽约时报报道了Uber一系列公司文化问题，引起了媒体对硅谷创业公司文化问题的关注，Uber聘请美国前司法部部长Eric Holder所在律所进行内部调查；

2017年2月：Uber被自己的投资人谷歌以旗下无人驾驶技术公司Waymo的名义告上法庭，指控其通过收购谷歌离职工程师Levandowski（离职时携带谷歌的公司资料）的无人驾驶公司Otto，盗窃其无人驾驶技术；

2017年3月：媒体网上发布了卡兰尼克与一名Uber出租司机争吵的视频，他被迫道歉并坦诚自己作为一个领导者，还需要成长，公司面临招聘COO辅助卡兰尼克的压力；

2017年3月：媒体揭示了Uber使用技术工具逃避政府机关监管细节，一款名为Greyball的工具收集了Uber应用程序的数据，用来发现和逃避Uber被彻底禁止或被执法抵制地区的政府监管，美国司法部启动调查；

2017年5月：联邦法官做出初步判决，让Uber配合调查并负责让相关方限期归还谷歌指责其窃取的文件资料，诉讼中Levandowski已经主张第五修正案中“避免自证其罪”权利，拒绝提交证据和证词当然也拒绝配合Uber的内部调查，月底Uber开除了这位明星工程师；

2017年5月：卡兰尼克的父母遭遇沉船事故，其母亲不幸死亡，其父亲受伤；

2017年6月：截至6月，Uber已经有包括总裁、公关总监、财务主管、自动驾驶部门主管、工程高级副总裁、人工智能实验室主管、地图部门副总裁、全球汽车项目副总裁、亚洲业务总裁和产品及增长副总裁等十余位重要高管陆续离职，公司COO、CFO和总工程师等各关键职位出现空缺；

2017年6月：早在2014年12月一位化名为Jane Doe的女乘客在印度被一名Uber司机强奸，6月15日起诉Uber公司和CEO卡兰尼克以及前高管Emil Michael和Eric Alexander，指控他们侵犯个人隐私（医疗记录），公开披露隐私和诽谤；

2017年6月：Uber公司董事全票通过美国前司法部长Eric Holder所在律所针对Uber工作场所文化准备的调查报告中的所有建议，仍在丧母悲痛之中的卡兰尼克坦陈（亲）人比工作重要，宣布无限期离岗休假；

2017年6月：给员工发完休假邮件刚过一个星期，卡兰尼克在投资人的意外逼宫下被迫辞去公司CEO职务。

至此，卡兰尼克最终丧失了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控制权，尽管有媒体报道他在无限期休假期间还在家里遥控指挥公司日常运营，丧失CEO职务意味着正式出局，他完全没有想到事态会发展到这一步，他在声明中写道：

“我爱Uber胜过世界上任何东西，在当前我个人生活中的困难时期，我接受了投资者让我辞职的要求，让Uber重新回到建设进程中，而不让另一场斗争分散公司的注意力。”

卡兰尼克是如何被投资人偷袭的？

卡兰尼克被公司投资人偷袭卸任的过程与很多创业公司投资人罢免创始人CEO的故事颇为类似。

据多家媒体报道，2017年6月20日（卡兰尼克无限期休假期间），还在面试招聘高管的卡兰尼克在芝加哥市中心一家酒店里接到了两位投资人代表的意外来访。这两位VC是Matt Cohler和Peter Fenton，来自于Uber最大股东之一也就是硅谷Benchmark基金，这二位也是与卡兰尼克一直走的比较近的VC。他们递给了卡兰尼克一封题为Moving Uber Forward（简法帮译：推动Uber继续前进）的信，信中提出了限卡兰尼克当天辞去CEO职务等一系列要求，这封信由公司五家投资人联合签名，包括四家VC和富达投资。

据透露，从2009年开始将Uber一手打造成领头独角兽的卡拉尼克第一反应是犹豫不决，他赶紧给自己的坚定支持者——公司董事会成员Alianna Huffington女士（赫芬顿邮报创始人，已经从邮报离职创业）打电话征求意见。Huffington告诉他，这封信中的建议值得考虑。

当天下午，卡拉尼克把自己与Matt Cohler和Peter Fenton锁在酒店的房间里，讨论商定Uber未来的最佳路径。最终，经过几个小时的争吵和辩论，妥协方案出炉：卡拉尼克先生同意卸任CEO职务，保留公司董事的席位。

分析人士指出，芝加哥酒店里的逼宫事件其实并不突然，这是几个月以来Uber系列危机的最终爆发，原本支持卡拉尼克的很多投资人、董事、高管员工甚至盟友都开始不再支持他，而有些人开始将他视为公司的累赘。

有报道称，公司董事会成员在2017年系列危机之后已经开始出现不满。Bill Gurley 作为Benchmark基金在Uber委派的董事已经开始愤然要求公司启动顶层改革。公司另外一位董事David Bonderman（Uber投资人TPG的创始人）也开始更多地与卡拉尼克在董事会上发生争执，因为他认为卡拉尼克在招聘COO和CFO等高管的工作上一直在拖后腿。

然而，开除卡拉尼克CEO职务并非易事，因为他通过超级投票权（下文讨论）控制着公司的投票权，包括股东会和董事会。投资人抱团联名书信给卡拉尼克施加压力可能是唯一可行方案，但是如果卡拉尼克利用超级投票权反抗，导致投资人无果而终又会“偷鸡不成蚀把米”，投资人担心反被人说为袒护卡拉尼克。

最终，据说也就是驱逐行动的几个星期前，Benchmark的合伙人还是启动了逼迫卡拉尼克辞职的计划。逼宫事件的一个星期之前，卡拉尼克在公司董事会议后宣布无限期离岗休假，悼念他不幸去世的母亲，也好休息调整认真考虑公司领导团队建设问题，满血归来之后重新掌舵危难中的公司再次启航。

事实上，卡拉尼克看起来并不打算真的无限期离开公司，报道披露就在宣布休假之后他立即开始用手机工作，将TPG的Bonderman从公司董事会上排挤出去，因为后者在讨论性别歧视等公司文化问题的公司全员大会上发表了不当的性别歧视言论，当时公司董事Huffington女士提到公司新（独立）董事雀巢的龚万仁女士时说，“数据显示如果有一名女性加入董事会，就更有可能会有第二名女性加入董事会”；而Bonderman则插话评论道：“实际上，数据显示的是更有可能是要说更多的话” 。据报道与这位私募大佬日渐不和的卡拉尼克则迅速地给自己的友军发短信、发邮件和打电话采取系列攻势逼迫Bonderman退出董事会，不出一天时间后者宣布辞职。

投资人已经预计到卡拉尼克的休假时间不会很长，据消息人士透露，Benchmark决定在卡拉尼克返回公司重新执掌CEO工作之前采取行动。

截至2017年6月19日，Benchmark联合起来了其他四家投资人已经起草和签署了给卡拉尼克的信——推动Uber继续前进，包括Menlo Ventures基金、Lowercase Capital基金、First Round Capital 基金和富达投资。据说Benchmark还试图拉拢更多董事加入罢免事件，但因为后者不愿意让Benchmark的Bill Gurley做代表而未果。

五家投资人决定委派Benchmark基金的Matt Cohler和Peter Fenton去向卡拉尼克摊牌，因为预计到可能会有艰难的对抗，而这二位VC跟卡拉尼克的关系更近。

突如其来的废黜行动让卡拉尼克防不胜防，创始人与投资人的对抗似乎一触即发，有报道称卡拉尼克开始让自己的人在旧金山总部的投资人股东群体传播消息，以便达成双方的妥协。经过当日漫长的谈判和各方意见的征询，卡拉尼克最终决定放弃CEO的职位，深夜起草了辞职声明并同意公开宣布辞去CEO职务。

但是，卡拉尼克保留了董事席位。Benchmark基金的Bill Gurley作为公司的重要投资人和长时间董事在第二天也宣布辞去董事职位，由二位废黜大使之一Matt Cohler接替。

这种结局给人的感觉是，卡拉尼克将留在董事会里继续给自己的公司提供支持，但不再具体掌控公司的运营。

几位投资人为何能制服卡拉尼克？

直到现在，很多人都好奇，天生反叛并以结果导向不计代价的斗士卡兰尼克怎么可能会向自己的投资人低头认输？况且，凭借其手中的超级投票权完全可以控制公司董事会和斗争结果。

从法律层面来讲，卡拉尼克沿袭硅谷明星创业公司的惯例从公司股权（投票权）和董事会两个层面做好了设计，原本可以牢牢地把握公司的控制权，如果卡拉尼克没有屈从，投资人从法律技术层面根本无法开除他。

在股权层面，媒体披露卡拉尼克的三人创始团队控制公司一半以上的投票权。简法帮在网络上找到Uber一份签署日期为2015年2月17日的公司注册证明（类似于中国公司章程），其中第四条（D）款B类普通股权利、权力和限制部分的第4项投票权条款中规定，B类普通股享有一票对应10票的超级投票权。当然，公司种子轮、A轮和B轮优先股的股东也同样享有一票对应10票的超级投票权。即便如此，卡拉尼克凭借第一大股东的地位以及自己和其他联合创始人手中的B类普通股10倍的超级投票权控制公司一半以上的投票权应该不难。

除了股权，Uber创始人还控制着公司的董事会。尽管公司董事会人选随着后续融资可能发生不断变化，而且随着公司的改革也有更多独立董事加入，但从公司注册证明的条款上看，创始人控制公司董事会也早已经做好了法律设计。

有媒体在2017年3月14日报道称，卡拉尼克的三人创始团队控制公司11名董事中的9个席位，尽管当时还有四个席位空出。从2015年2月17日的Uber公司注册证明第四条（B）款5项B目中可以看出，公司A轮和C2轮优先股的股东在满足持股下限的前提下各自有权委派一名董事，而B类普通股（创始人超级投票权股）则有权选任6名董事。

更为罕见的条款出现在同一条款之中，公司种子轮、B轮、C1轮优先股和A类普通股的股东则无权选举或免除公司董事。另有研究发现，根据公司此后2015年5月26日官方登记的公司注册证明记载，公司C3轮、D轮、E轮和F轮优先股的股东也无权选举或免除公司董事。

尽管投资人让渡投票权和公司董事席位大多数发生在更加抢手的优秀创业公司之中，硅谷投资人与创始人之间的权力平衡或者拔河比赛中偏向于创始人的局面在2015年达到顶峰似乎成了普遍的共识。

在资金充裕且IPO活跃的市场背景下，创始人的创意和努力加上投资人的钱，后者放手给前者颠覆和赢得市场，通过上市或并购退出，VC希望对创始人友好的名声能够帮助他们拿到更多好项目，创始人则能一直保持公司的控制，各方皆大欢喜。

从历史上看，创始人对公司的控制肇始于十年之前的Facebook，在经历过失去公司控制权的Sean Parker（Napster创始人）的建议下，扎克伯格首次引入VC时让投资人Jim Breyer同意创始人控制董事会，即他和Parker控制公司五名董事席位中的三名。Facebook上市之前，扎克伯格又效仿已经上市的谷歌之前例设置双层股权结构，让自己持有公司不到25%的股权却控制公司60%的投票权。

此后，这种有利于创始人的机制开始疯狂蔓延，上市公司采用双层股权结构已经成为明星互联网公司甚至传统企业的常见现象，以下摘录了香港联交所为争取阿里巴巴香港上市准备引入不同投票权架构进行论证时所提供的截至2013年底的部分数据。

中国概念股公司在美国上市时当然也采纳了这些做法。

2011年，社交游戏公司Zynga上市时，创始人Mark Pincus将超级投票权推到了极限，以创始人每股70票的超级投票权赢得了“额外超级投票权”的称号。

Snap在2017年3月IPO时则创造了首次公开发行完全无投票权股票的先河（简法帮在《Snapchat上市光环背后，创始人与资本的博弈故事》一文中有过介绍），尽管此前谷歌和Facebook在上市后曾经发行过无投票股份，但IPO发行无投票权股票这还是首例。长江后浪推前浪，另外一家名为Blue Apron的拟上市公司也要效仿之，打算IPO发行有投票权和没有投票权的两类股票。

在Snap的这篇文章中，简法帮曾介绍过机构投资人反对上市公司发行无投票权股票的举措。而对于没有上市的独角兽和其他创业公司来说，在估值过高且IPO退出渠道并不通畅的大背景下，尤其是从2016年开始，VC也开始审视慷慨让渡公司控制权给创始人的潜在问题，已经有投资人呼吁应该将矫正过于偏向创始人的做法，希望让创始人和投资人之间恢复到一个中间平衡点。

在逼迫卡拉尼克让出CEO职位的案例中，Uber投资人恐怕心里非常清楚，如果卡拉尼克表现出平日的斗士作风，恐怕投资人在法律上没有办法迅速将他炒掉，他完全可以行使董事任命权委派更多席位在董事会上压倒投资人的票数。

但为什么卡拉尼克会缴械投降呢？

答案应该在于资本的无形力量，Uber公司法律上的控制权机制在投资人的钱袋子面前会失去杀伤力。如果创始人选择对抗，可能意味着现有和潜在投资人不会再打开钱包给公司签发更多的融资支票，需要融资的创业公司总会拿人手短，理性的创始人必然不愿意玉石俱焚，更可能选择退出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因为创始人往往持有最大份额的股份。

尾声：关于控制权的简单思考

像卡拉尼克一样，明星创始人应该从他的经历中看到，控制权的法律设计具有自己的局限性，再完美的机制设计在公司需要投资人输血时都会不再性感，准确地说是很无力。

对于更多的草根创业者来说，不必邯郸学步效仿卡拉尼克之类明星创始人的超级投票权做法，在没有选择投资人机会或者公司融资金额不大、释放股权比例有限的早期阶段，更不要去浪费太多时间琢磨AB股的含义和做法，控制公司董事会多数席位就已经足够现实了。

对于投资人来说，逼迫卡拉尼克卸任CEO事件虽然没有引爆炸弹，这一事件也成为投资人应该警醒的经典控制权案例，但也需要衡量一下，在追逐明星项目的时候过分让渡控制权给创始人可能将面临的投后风险和代价是什么。